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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的漫漫长征路(二十)
发布时间:2017-11-11 00:00:00 浏览次数:137 来源: 大别山红色旅游网 作者:胡遵远、李雨迪 【返回首页】

红四方面军是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与红25军一样、主要诞生在我们安徽省金寨县。1935年10月开始长征,1936年10月结束长征。强渡嘉陵江、攻克剑门关,揭开了红四方面军万里长征的序幕。

 

第二十章 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的正确评价及其意义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个大“山头”,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过不可否认的卓越的贡献,红四方面军原广大指战员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过十分重要的贡献。因此,怎样认识、评价、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原广大指战员?就成了怎样正确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怎样正确评价毛泽东、怎样对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的一个重大问题。

毛泽东始终十分关注并要求正确认识和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原广大指战员的问题。要全面地正确地认识毛泽东、理解毛泽东,评价毛泽东,深化毛泽东研究,就有必要研究清楚毛泽东是怎样正确评价和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原广大指战员的,以回击二三十年来社会上存在的“毛泽东大整红四方面军及原广大指战员”的言行,回击否定毛泽东历史功绩的错误思潮。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伟大贡献,是全面的整体的、影响深远的。他始终坚持辩证地科学地认识、评价和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原广大指战员,也是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的重大贡献。

 

一、 从黄麻起义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期: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的大力支持和评价

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要任务是:创建、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发展苏维埃运动;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完成战略大转移,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

毛泽东非常清楚,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各部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行动上达到相互密切配合,统一在一个战略意志之下;更加需要将川陕苏区与鄂豫皖苏区及红二军团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任务与中央苏区的伟大的任务配合起来才行。为此,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高度评价。

第一,毛泽东大力支持红四方面军。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不利,张国焘拟决定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并电告中共中央,请求中央命令鄂豫皖周边区域红军协助。临时中央告知周恩来、毛泽东,红四方面军的存在对于中央红军十分重要。为此,1932年9月中旬,从革命根本利益出发,毛泽东致电中央及红四方面军《对红四方面军粉碎第四次“围剿”的建议》、《对鄂豫皖红军战略战术问题的意见》等,对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斗争战略战术提出对策建议(《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289页)。

9月30日,毛泽东又向中央及红四方面军提出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意见,即《关于鄂豫皖应选敌弱点歼其一部的意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05-307页。) 。此后,1935年1月22日才形成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红军主力入川给红四方面军电,又对红四方面军的军事行动提出建议。

这些都对红四方面军的反“围剿”、发展壮大起了积极作用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编写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选辑》(内部资料),1979年版,第24页)。

第二,客观公正高度评价红四方面军在创建革命根据地、发展苏维埃运动进程中的功劳。

一是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和川陕省苏维埃政权多次给予高度评价。1934年,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由于红四方面军的远征,在辽远的中国西北部,开展了广泛的群众革命斗争,把苏维埃的种子广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区域中去了。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在不足一年之内,已经在廿余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已经发展了十倍以上的红军队伍,号召了整个四川的工农劳动群众与白军兵士倾向于苏维埃革命,在中国西北部建立了苏维埃革命新的强有力的根据地。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翻印,第248-249页) 这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高层领导多数人的评价。

二是1935年7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充分肯定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到川陕苏区是执行了党的路线的,只是其他个别问题不正确(张磷主编:《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219页) 。

从上述可知:

(一)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客观情况,以及中国社会结构、群体心里和区域环境等,决定了中国革命必然形成许多大小不同的“山头”。这些“山头”虽然都有相对独立的活动区域和活动方式,但是却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每一个“山头”都是总革命力量的一组不可少的力量。革命是人民的事业、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各个“山头”的事业,各个“山头”的团结,密切的协同作战,就是革命事业不断发展、夺取胜利的重要保障。所以,毛泽东理所当然的大力支持红四方面军等。

(二)毛泽东认为,革命的“山头”无论大小,都是革命大局中的“一局”,大局不能缺小局,“大局”与“小局”唇齿相依,荣辱与共。为此,他总是从中国革命的大局而不是从中央苏区“大山头”视角出发来衡量、评价每个“山头”的作用,做到了客观、公正。他高度评价红四方面军的作用,展示了他博大的胸怀、特有的战略眼光,强烈的团结协作理念。

 

、从张国焘事件到张国焘叛逃时期:毛泽东坚持支持和正确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广大指战员

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要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争取长征胜利,逼蒋介石抗日,联合蒋介石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毛泽东指出,争取长征胜利,关系革命大局;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关系国家存亡、民族存亡。这些事业,需要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人民军队内部的团结,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与人民的团结、全民族的团结。团结是争取革命事业胜利,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

那时,虽然已经发生张国焘事件,毛泽东仍然强调要正确评价和对待红四方面军,要处理好与红四方面军的关系,要坚持团结红四方面军。

第一,长征途中,突发张国焘事件,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对待红四方面军。

长征途中,针对张国焘向党向红军闹独立的问题,1935年8月初,中共中央作出《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要求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决议指出:四方面军的党的领导在基本路线上是正确的,是执行了四中全会后共产国际与中央的路线的。壮大的与坚强的红四方面军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吃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等许多特长,特别是部队中旺盛的攻击精神与战斗情绪,是现在一方面军应该学习的。但四方面军决不应该以此自满。要发扬特长,要吸取一方面军在战略战术方面与红军建设方面所有丰富的经验。须知,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只有这样,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一致才是坚固的永久的,才能溶成一片的去消灭阶级敌人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编写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选辑》(内部资料),1979年10月版,第25页)。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关于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会议上发言的同志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认为张国焘的错误是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我们与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张国焘路线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张广信等主编:《中共党史事件名词人物简释》,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当时,彭德怀等人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明确表态:“不可,目前红军中广大指战员尚不了解真相,如此则引起部队的混乱,这个决定也暂时发到中央委员一级。”(刘秉荣著:《赤旗漫卷——话说红四方面军》,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版,第343页)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主张符合党的利益,顺民心、军心,策略高明,非常正确。

第二,红军三军会师前,毛泽东力主做好转变张国焘的工作,坚持正确、稳妥对待红四方面军问题,团结红四方面军。

一是1935年11月24日,毛泽东会见徐海东,当他听到鄂豫皖苏区肃反还有三百多“反革命嫌疑犯”没有作结论时,明确说:“他们长征都走过来了,这是最好的历史证明,应该统统释放;党员、团员要一律恢复组织生活,干部要分配工作。并责成徐海东亲自抓这项工作的落实。”(《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9页)

12月23日,毛泽东在《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中还说:“第一方面军以外之红军(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对于南京卖国贼军队之削弱与牵制,有极大的战略上的作用,其行动应适当地指导之。”(《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可见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的关注与评价的稳定性。

二是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张国焘对待错误的态度及党内红军内部的团结情况,作出《关于在党内公布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决定公布1935年9月初中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刘秉荣著:《赤旗漫卷——话说红四方面军》,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版,第369-370页) 以澄清事实、明辨是非、统一思想认识。

5月20日,为转变张国焘,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任弼时、贺龙等,指出:“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与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谈,惟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弟等对于兄等及二、四两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表示无限敬意,对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总之,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以和协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2页)

 10月14日,针对彭德怀等对红四方面军有偏见的问题,毛泽东同张闻天、周恩来等复电彭德怀:“为求党与红军的真正统一与顺利执行当前任务,对国焘及其他干部不可求善太急。我们政策应表示对他们信任。准备经过长期过程,使国焘及其他干部逐渐进步,估计他们是可能进步的。”1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林育英去红四方面军的问题。毛泽东又指出:“四方面军拥护中央是有诚意的。对四方面军应该有个整理,并且应该经过张国焘,才更顺利些。我们应该帮助他,使他的进步能更顺利,并经过他将四方面军整理好。”“将四方面军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提高一步。”张国焘错误的性质与程度,是严重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但“另方面应指出是个别的,是机会主义性质的(对中央路线的估计不足),但不是整个路线的错误。因为就其整个历史来说,还只是某个时期个别的错误”(《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96-597页)。毛泽东的这些认识、主张及分析,入情入理,得党心、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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