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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邓大军和大别山人民唇齿相依渡难关
发布时间:2017-10-17 00:00:00 浏览次数:117 来源: 大别山红色旅游网 作者:金寨县党史县志档案局 胡遵远 【返回首页】

2017年,是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70周年。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一举渡过黄河天险,发起了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7日,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开始了艰苦的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

大别山地区是老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红25军、红28军都曾先后在这里建立过根据地。但是,由于我党我军在此建立根据地后,紧接着又都进行了战略转移。每次红军主力撤走后,国民党都会卷土重来,对根据地人民进行疯狂的围剿和血腥的镇压,革命力量几乎被消灭殆尽,大别山里常常是“十里无人烟、到处无鸡鸣”。长期的“拉据战”、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攻倒算给老百姓害苦了、杀怕了!所以,刘邓大军初到大别山时,老百姓一见到解放军就跑,而且是整村整村地往山里跑,老百姓不敢接近刘邓大军!别说是让老百姓来支前抬担架了,就连找个向导都很困难。

面对这种情况,刘邓首长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提出了两条打算:一是多打胜仗,“如果我们不在半年内歼灭10个旅以上的敌人,就无法使得群众相信我们不会再走而敢于起来斗争”。这一条通过10万将士的拼死奋斗,很快做到了;二是严守群众纪律,“这是树立良好形象,使群众敢于接近(我军)的先决条件”、“一切为了在大别山站住脚!”为了落实这一条,刘邓首长亲自给挺进大别山的部队“约法三章”: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邓小平还亲自部署成立了执法小组,严厉惩处违反纪律者。下面,就给大家讲几个至今仍然广为流传、很有影响的几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一、含泪枪毙赵连长

当时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就是邓小平直接下令枪毙一个违纪的老八路。

这个老八路名叫赵桂良,是野战军总部警卫团三连的副连长,他浑身的伤疤表明他是在抗日战争中屡立大功的功臣。那天,他到一个名叫总路嘴的镇上买东西,可店里没人,没人收钱,他就自己拿了一匹花布和一捆粉条,腋下还夹了一刀白纸和几支毛笔回连队了。据直接调查此事的总部保卫科科长张立轩向邓小平报告,赵桂良拿的东西没有一件是给他自己的:他拿花布是为了给连里最小的战士牛原平做棉衣,牛原平身材瘦小,禁不住冻;拿的纸和笔是要给连里出板报用;拿的粉条是要给喜欢吃炖粉条的一位首长改善一下生活……邓小平听后,长叹一声:“我们有过规定:抢劫民财者,枪毙!”“问题既然已经发生了,只好从我们身边开刀了,张立轩同志,通知部队,下午召开公判大会,另外派一部分同志上山,动员群众下山参加。”

刘伯承也知道,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副连长,懂得关心战士,打摆子还替战士站岗,打起仗来特别勇敢。刘伯承以痛苦得有些颤抖的语调嘱咐保卫科科长:“你对他讲,对他的处决,我和邓政委都很沉痛。”“希望他能理解,老百姓不是命里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如果我们的纪律搞不好,老百姓为什么不可以跟别人走呢?”

这天下午,审判大会在总路嘴镇樊家榨塆前的平场上举行。会场的一侧坐着部队,整齐肃穆。会场的另一侧坐着群众,寂静无声。野战军组织部部长陈鹤桥宣布公审大会开始。参谋长李达宣读了对赵桂良处决的命令,他沉痛的语气更增添了大会的沉重气氛。跑到山里躲避大军、刚刚赶回来参加大会的店铺老板跑到会场台前,拍着台板大哭:“早知道大军的纪律这么严,说什么我也不往山上跑。如果家里有人,也不会发生这事啊!请刀下留情,刀下留情啊!”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张际春的手被颤巍巍跑上台的一位老妈妈拉住:“首长啊!我也闹过红,当过交通。我知道红军的纪律。可……可拿了几把子粉条和几丈花布也算不了啥,你们千万、千万莫枪毙他呀!……我、我求你啦,首长!求你啦……”老妈妈“扑通”一声跪在台上。张际春连忙扶起老妈妈,掏出手巾替老人擦泪。

面对群众赤诚而悲烈的情绪,面对眼前慈母般的红军妈妈的一再哀求,被人们称为“政委妈妈”的张际春再也无法自制,再一次去请示刘伯承和邓小平。邓小平说:“那位妈妈的话是肺腑之言,大家理解,我也理解。但我这样想,我们终究不能‘叶公好龙’啊!事情虽小,但军纪如山啊!一个没有纪律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军的纪律更应该是铁是钢,而不能是豆腐渣,不能够一碰就碎!所以,我的意见,还是要……坚决执行纪律!”他握起刘伯承的手,再次征求这个老搭档的意见,他发现刘伯承的手冷得像冰……只见刘伯承点点头,泪水潸然落下。

公判场上的枪声响了!邓小平使劲地控制住自己的泪水,说:“如果赵桂良同志的死能够唤起10万大军,能够激发全军斗志,有利于我们建立起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那么他会安息的”,“还要通知地方政府,按烈士军属待遇照顾他的家庭。赵桂良同志犯了错误,我们没有教育好,对不起生他养育他盼望他回家的老妈妈……”警卫三连的官兵们捐出自己为数不多的积蓄,买了口厚棺材,安葬了他们的副连长。总路嘴镇里上了年纪的居民至今还记得70年前的那次公判大会,记得那鲜血染红了的刘邓大军铁的纪律!

 

二、派人送回两“光洋”

刘邓首长在亲自抓纪律、搞整顿的同时,处处以身作则,带头执行自己亲自制定的群众纪律。

1947年10月21日,刘邓首长率部来到湖北浠县三角山的半山腰,部队休息时,警卫员康理找了个向阳背风的地方,铺上干草,扶刘伯承坐下。刘伯承突然听见自己的衣襟里发出“叮叮当当”的金属碰撞声。仔细一摸,有两块银元被缝在他前襟的补丁里。刘伯承撕开补丁:“我刘伯承真是老眼昏花喽。这一定是房东大娘给补进去的。糟糕糟糕!”

警卫员康理也想起来了。刘邓住在山脚下张家榜的一户老乡家里。早上,刘伯承正在俯案研究地图,房东老大爷泡了一壶茶端上来,谁知水装得太满,不小心洒在了地图上。房东见闯了祸,慌忙用袖子擦地图,结果又把紫砂茶壶碰掉地上摔碎了。“不要紧,不要紧。这叫岁(碎)岁平安嘛。”刘伯承一边弯腰收拾茶壶碎片,一边说着当地的吉利话,又掏出两块银元:“你是为照顾我们而摔碎了自家的东西,应该由我们赔偿。”房东说什么也不肯收。刘伯承就把钱塞进他的衣袋里:“损坏东西要赔偿,这是我们的纪律。你要是不收下,我心里会不安的。”房东没了主意,赶忙回屋去找老伴。康理在院子里听见房东大娘骂她老头:“你真是越老越糊涂了!东西是你自己摔坏的,能让人家赔吗?再说,还收人家两块银元,你那把破壶能值那么多钱吗?”过了一会儿,房东大娘又端上两碗茶水,递给刘伯承和邓小平。她发现刘伯承的衣襟上破了个大口子,就说:“你们这些当兵打仗的人呐,就像薛平贵,衣裳破了都没人缝补。快脱下来,我帮你补补。”刘伯承难却大娘的好意,就把军装交给了大娘,没想她竞把那两块银元缝了进来……

刘伯承掂着两块亮光闪闪的光洋说:“这倒成了难题了。钱是一定要还的,可是已经上了半山,我再回去,你们肯定不同意。那么,只好麻烦哪位辛苦一趟了。”警卫员们都争着要去。于是,刘伯承就选了一个身强体壮的,把银元放在他的手中:“那就请你代劳了。记住,务必送到!”直到送银元的同志回来报告说银元已经送到了老大娘手中,刘伯承才放下心来。

 

三、实事求是搞土改

1947年12月31日除夕夜,邓小平主持召开鄂豫边区地、县负责人会议,收听了毛主席刚刚发表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后,各地在回报工作时介绍了土地改革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金寨县委书记张延积汇报说:“由于我们人民政权刚刚建立起来,人民群众怕我们又像红军时期那样站不住脚,因而不断有农民把分给自己田地上插的牌子,偷偷地拔掉了”。

第二天,邓小平就和张延积在漆店区召开贫农代表座谈会,询问大家为什么不敢要分得的田地。一位叫廖祥武的代表说:“人民解放军能不能站稳脚,群众有怀疑,所以分的田地老百姓不敢要。”邓小平又了解了其他一些地区的土改情况,大体都是如此。他和李先念副司令员以及前方指挥所的领导同志研究后,认为不能这样搞土改,因为这里敌情还很严重,如果强制进行土改,不但不能发动群众,还要脱离群众。

大家意见统一后,邓小平立即给党中央写了报告,详细介绍了大别山的土改情况,建议土地改革分区域进行,在解放区、很巩固的地方可以搞土改,不巩固或是游击区,暂时不宜搞土改。

党中央、毛主席十分重视邓小平的意见,很快复电,同意分区域进行土地改革,并将这个意见通知其他解放区参照执行。邓小平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后,立即召开中原局地区负责人会议,停止了土地改革。

事实证明,邓小平的意见是实事求是的,扭转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的被动局面。

 

四、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

1949年3月底的一天,整个六安城都沸腾了:人民解放军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欢迎大军的人群川流不息,支前的民工大队络绎不绝,城里城外红旗如海、歌声如潮。大街上到处张贴着“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支援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等巨幅标语。城北小学是六安市人民政府在原来中正小学校址上建起来的一所完全小学,居于全市中心。当时的校舍院落宽敞、房屋较多。学校门前有师生们自己动手用松柏色纸扎起来的彩门,两边贴着一副新作的对联:政简刑清,江北腾欢呼解放;兵雄马壮,华南指日庆成功。那时,学校的师生人人精神焕发,一面坚持正常教学,一面积极开展支援大军的宣传工作。

一天下午,担任城北小学校长一职的鲍传鲁,正在随着学生队伍在城东郊迎接解放军,一位留守在学校的老师突然告诉他:有两个解放军来学校看房子,说是要驻军。鲍传鲁赶紧回到学校。此时,市长林杰同志也赶到了学校,一见到鲍传鲁,就开门见山地说:“放假几天,支援渡江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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